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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宏观吴棋滢】全国农民工数据分析及推论

文章来自: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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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2 15: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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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吴棋滢

wuqiying@gf.com.cn

广发宏观郭磊团队

报告摘要

第一,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为-1.8%,属于有数据以来首度负增长。这其中包含疫情对人员流动及就业机会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包含趋势性。农民工总量增速于2010年上升至最高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刘易斯拐点”,其后一路缓慢下行,2018-2019年已降至1%以下。

第二,农民工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就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的2010-2013年,年增速在12-20%的双位数;之后转呈增速缓慢下降趋势。这显示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升级及城镇化到一定阶段,中国经济已度过劳动力要素边际回报增长最快的阶段。

第三,从区位分布趋势看,于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外出农民工中存在向本省回流的现象;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仍最高,但在2014年后比重逐步下行。

第四,农民工分布行业结构变化显著,制造业、建筑业比重分别于2012、2014年后开始呈下降趋势;与第二产业相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服务业中,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占比快速提升,背后或是今年本地生活O2O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和农民工就业去向的变化,数据显示有相当比例外卖骑手来自于传统产业转岗的工人。

第五,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至2019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近25%,40岁以上已近50%,而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只有25%左右。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年龄情况递推,未来农民工总量的下降也会是一个趋势,不排除中间会有显著加速时段。

第六,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占比最大的初中学历农民工近年来比重开始逐渐下降,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则出现显著提升,至2019年已占28%。

第七,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其总量及结构的边际变化都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倾向于以下几点推论:

1)农民工流动性的下降意味着单纯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中国经济的边际贡献已经下降,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本地就业”这一城镇化新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一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则需要加快发展区域城市群。

2)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服务业,人工成本上升依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3)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在名义增长扩张周期中制造业会存在阶段性就业缺口,这将反向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比如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4)宏观意义上的就业指标对制造业的敏感度会逐渐下降,对服务业敏感度不断上升。传统宏观分析的框架偏制造业不偏服务业,如今我们需要其他一些跟踪框架作为补充。

5)中期来看,农民工总量的低增及回流返乡的趋势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四线城市服务业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正文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为-1.8%,属于有数据以来首度负增长。这其中包含疫情对人员流动及就业机会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包含趋势性。农民工总量增速于2010年上升至最高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刘易斯拐点”,其后一路缓慢下行,2018-2019年已降至1%以下。

自数据统计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于2008年的2.25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2.86万人;其增速于2010年上行至5.4%,而后呈缓慢逐年下行态势。2018-2019年已回落至1%以下的低增区间,而2020年受疫情对人员流动及其对就业岗位的影响,其增速加速回落2.6个百分点,录得-1.8%,属于有数据以来的首次转负。

因此,2010-2011年是近年来我国农民工人数的增长高峰,同一时期我国求人倍率和劳动力成本数据也呈抬升趋势,直接反映了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收缩对劳动力成本的推动。这一时点我们可以理解为 “刘易斯拐点”,即一国劳动力供给从加速转为减速的经验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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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就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的2010-2013年,年增速在12-20%的双位数;之后转呈增速缓慢下降趋势。这显示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升级及城镇化到一定阶段,中国经济已度过劳动力要素边际回报增长最快的阶段。

2010-2013年期间,我国农民工平均收入增速进入了一段高速增长期,由2009年的5.7%迅速上行至2010年的19.3%,并于其后的三年内维持12-20%的双位数高速增长状态。这一增速变化趋势显著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此后,这一增速逐渐回落,并于2015年降至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水平,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最新的2020年。2020年,我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长2.8%,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3.5%。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升级与城镇化率的持续上行,中国经济已度过劳动力要素边际回报增长最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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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位分布趋势看,于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外出农民工中存在向本省回流的现象;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仍最高,但在2014年后比重逐步下行。

第一,于户籍所在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比逐年缓慢上升。我国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比自2009年起逐年缓慢上升,由2010年的37%上升至2015年的39%,最新数据录得2020年占比为41%。与之对应地,外出就业比重逐年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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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出农民工中,省内就业占比于2011年首超省外就业比重,其后并呈逐年攀升趋势。这意味着尽管农民工本地就业比重还未超过外地比重,但外地就业的农民工中依然显著存在回流至本省其他城市的现象。尽管本地就业农民工占比还未过半,但在占比达59%的外地就业农民工当中,省内就业的人数比重早前已于2011年首度超过跨省就业比重,其后二者占比差距逐年扩大。来自教育部的小学招生随迁子女构成数据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农民工回流现象不仅存在于回户籍所在的乡镇内就业,也存在于回本省其他地域就业的情况,应为省内的大中型城镇,如省会等,且后者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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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按农民工输出地结构来看,东部占比逐年下降,中部农民工于2013年-2015年快速增长,其后逐渐回落,而西部农民工仍处于占比上升人数正增的状态。自2008年起,东部农民工占比逐年下降,近年来人数总量增速常也基本位于负增或零增区间;中部农民工人数占比与增速均于2013年显著上行,但2016年后开始回落,2018-2019年人数增速已回落至1%以下的低增区间;西部农民工人数占比自2008年起持续上行,这一现象不完全源于其他地区的占比回落,其总量人数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1%以上的低位正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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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按就业地区结构分布来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在2014年后持续下行,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平稳,这一变化或与东部地区乡镇经济较为发达、国内产业链的区域转移以及各省投资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有关。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于2014年起基本逐年下降至负增区间,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总人数已低于2014年,这或与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有关;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数据则相对平稳,总人数自2014年后依然处于平稳上升状态,其增速亦基本维持在1%-5%的稳定水平,这一变化或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等产业链的区域转移有关。

农民工分布行业结构变化显著,制造业、建筑业比重分别于2012、2014年后开始呈下降趋势;与第二产业相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服务业中,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占比快速提升,背后或是今年本地生活O2O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和农民工就业去向的变化,数据显示有相当比例外卖骑手来自于传统产业转岗的工人。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就业领域分布也出现显著变化。第二产业作为原先大量吸纳农民工劳动力的传统行业,其就业人数比重于2012-2014年开始出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并于2017年起比重跌逾50%。具体来看,制造业比重于2012年开始下行,自2012年的36%下降8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7%;建筑业比重自2008年起持续上升8.5个百分点,直至2014年转头下降4个百分点于2019年录得19%。建筑业占比的这一趋势变化,同时也是近十来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增速变化情况的微观映射。

与之对应的,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一是从事传统服务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占比快速提升;二是近年脱贫攻坚开发了大量公益岗位。服务业中,批发零售业比重由2012年的9.8%上行至2019年的12%,住宿餐饮业比重由2012年的5.2%上行至2019年的6.9%,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比重由2014年的10.2%上行至2019年的12.3%。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比总体趋势较为平稳,自2013年的6.3%小幅微升至2019年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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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至2019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近25%,40岁以上已近50%,而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只有25%左右。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年龄情况递推,未来农民工总量的下降也会是一个趋势,不排除中间会有显著加速时段。

我国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较为明显,近七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自2013年的35.5岁上升至2019年的40.8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占比自2008年以来持续提高,由2008年的11%这一比重提升13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5%,而2019年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近50%;与之对应地,16-30岁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则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8年的46%下行21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5%。

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近年数据来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通常较外出农民工大约10岁左右,或是源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其专业技能与教育水平偏低、返乡意愿更强等缘故。从这一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未来农民工总量的下降也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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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占比最大的初中学历农民工近年来比重开始逐渐下降,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则出现显著提升,至2019年已占28%。

在农民工文化程度结构中占比最大的初中学历,其人数占比自2009年的65%下降至2019年的56%,而高中学历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13%上升至2019年的17%,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自2011年的5%上升至2019年的11%,即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占比在2019年已提升至28%。

其中,外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较本地农民工更高,截至2019年,外出农民工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达15%,较2011年提升约8个点,本地农民工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达8%,较2011年提升约5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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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其总量及结构的边际变化都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倾向于几点推论:

推论一:农民工流动性的下降意味着单纯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中国经济的边际贡献已经下降,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本地就业”这一城镇化新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一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则需要加快发展区域城市群。

推论二: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服务业,人工成本上升依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推论三: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在名义增长扩张周期中制造业会存在阶段性就业缺口,这将反向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比如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近期报告《人口趋势及疫情影响》中我们指出,2020年农民工人数同比负增长,但同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同比近20%。

推论四:宏观意义上的就业指标对制造业的敏感度会逐渐下降,对服务业敏感度不断上升。传统宏观分析的框架偏制造业不偏服务业,如今我们需要其他一些跟踪框架作为补充。

推论五:中期来看,农民工总量的低增及回流返乡的趋势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四线城市服务业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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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压力超预期,就业压力超预期。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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